“忘了熊猫外交吧，中国已经向它的软实力武器库中增添了一件新武器---本国产的豪华轿车。”2013年5月3日，中国政府向太平洋岛国斐济捐赠了20辆中国产红旗轿车，价值约230万美元。外媒嗅到了中国国产汽车加入国礼清单的新动向，作出了如此“预测”。

2013年3月，随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夫人彭丽媛在参加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后赠送了“阮仕珍珠”和老字号护肤品百雀羚，勾起了人们关注国产品牌的新热潮。

这些国有品牌产品被选作国礼，助推中国进一步构建积极的外交关系。

“以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或以国家和政府名义互赠的礼品，均可称国礼。”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吴德广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国礼清单究竟如何？礼品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外交故事？

国礼刻上时代印记

策划送什么样的国礼以及采购、定制工作均由外交部礼宾司负责。据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礼宾司的工作主要有两项：第一，为两位中央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的礼宾服务，包括他们的出访以及接待外国总统或总理的来访。在这些重大国际会面之前，礼宾司的司长要带工作人员组成先遣组，提前飞到相应国家打前站，安排所有出访的具体日程，其中也包括制定礼品的相关事项。先遣组日程谈完后，“随时谈随时往回报，随时研究。来访的国家总统和总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所有的日程安排，会见、会谈、参观，包括互送礼品，也是由礼宾司负责。”

“礼宾的政治政策是最敏感的，包括礼宾的规格，谁去接或谁去送，政治气候的冷暖怎么掌握等。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先行军，是窗口工作、门面工作，是第一时间的工作，是最先给外国领导人留下印象的工作。”鲁培新说。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送出去的国礼数不胜数、各有特色。“不同的历史时期送的国礼类型也不同，有些国礼被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吴德广说。

如果按时间段分，吴德广认为国礼“断代史”可分成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文革”开始至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末；21世纪伊始至今。

1949年毛泽东北上苏联给斯大林祝寿，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跨出国门，所带的寿礼当然也经过了特别的研究讨论。

外交部公开档案中的《我国祝贺斯大林70寿辰(贺信、礼品单)》显示，寿礼中既包括富有中国特色的珍藏工艺品，比如，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法烧蓝茶具、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和龙船等，也有上等绿茶、祁门红茶、龙井，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白菜、大葱也榜上有名。最显眼的就是胶东白菜、莱阳梨，北京附近产的鸭梨，还有山东大葱。而且，蔬果中哪一种是“颗大”的，哪一种是“绿色”的，哪一种由“四荆条篓装”等，都标得清清楚楚。

一位党史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政府当时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白菜、萝卜、大葱等礼物，主要是想拉近距离，让斯大林有一种亲切感。“我们要让他感到，在中国，不仅中共中央对他非常重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对他格外尊重和景仰。因为这些东西，就好像平常老百姓家里逢年过节串亲戚带的东西。”这位专家解析道。

“1967年6月21日至26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文革’期间访华，整个接待都带有‘文革’色彩。国礼是向卡翁达一行每人送英文版精装《毛泽东选集》一套，少量有纪念意义的工业品以及卡翁达总统访华的彩色纪录片。”吴德广告诉本刊记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典型的国礼莫过于熊猫。“熊猫外交”最初采取赠送方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苏联是最先的获赠者。大熊猫首次被送往西方是1972年的中美“破冰峰会”，尼克松将两只大熊猫带回了华盛顿。随后，“熊猫外交”在西方走红，日本(1972年)、法国(1973年)、英国(1974年)、西德(1974年)、墨西哥(1975年)和西班牙(1978年)相继获赠大熊猫。此时的大熊猫是“友好大使”的代表。

1982年以后，由于大熊猫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中国停止了向外国赠送大熊猫的做法。2007年9月12日，中国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公开宣布，中国将不再向外国政府赠送大熊猫。

江泽民指示：不要老一套

送给不同国家的国礼，要根据这个国家或者其领导人的特点来送。鲁培新介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礼宾司的工作也在不断探索创新。比如原来送的国礼规格比较高，很贵重，现在逐渐走向更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有针对性、受礼人需要的东西。”

鲁培新和吴德广不约而同回忆起了1992年江泽民访问日本之行所送的国礼。“这样完整的、高规格的送给日本前首相每一个人两样国礼的情况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没有的，非常具有纪念意义。”鲁培新说。

199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出访日本。在出访前，江泽民召集礼宾司的工作人员讨论送什么样的国礼，据鲁培新回忆，江泽民提出了一个原则，即“不要老一套”。鲁培新问什么叫“老一套”，江泽民说，像景泰蓝、雕漆瓶这些，送给日本的太多了。

礼宾司工作人员迅速研究讨论方案，他们咨询了亚洲司分管日本事务部门的意见，最后决定送国画。“日本与中国同为东方国家，两国文化有共通之处，相比欧美国家，国画送给日本，更能将两国文化和情谊一脉相承的寓意体现出来。”鲁培新说。

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江泽民的认可。礼宾司随即请了黄胄等十几位国内知名画家免费作画，这些画的市场价值都达到了国宝级别。

除了国画，赠送给见证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的几位日本前首相的国礼，还有一枚刻有他们中文名字的鸡血石材质印章。

之所以说这次赠送的国礼是最完整的，是因为礼宾司不仅想到了几位前首相和中日友好的团体，日方群众代表也有礼物---瓷质的温酒杯，甚至连领导人下榻酒店的服务员也收到了礼宾司发放的请帖。从最高领导人到服务员，礼宾司的细心周到感动了日本群众。

礼物送到田中角荣家中

国礼准备好，在什么场合送，也十分讲究。在重大会谈结束后送显得有些突兀，“虽说送国礼是大事，但是跟双方领导人会谈重要事宜相比毕竟还是小事。所以我们最后商议的是在早餐会上完成。”鲁培新说。

通常情况下，互赠国礼的时机一般是外国领导人临走前的话别会或告别宴会上，但是由于国家领导人行程太满，礼宾司在上世纪80年代简化了赠送国礼的程序，这也是国际上一种约定俗成的改变。即如无特殊要求，互赠国礼的工作就不需要国家领导人出面，在钓鱼台的客厅里，由双方礼宾司司长代为交换。

但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场合，国礼必须由国家领导人送出，才能充分体现双方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我记得1992年4月8日早8时，江总书记在迎宾馆和风别馆，邀请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等六位前首相共进早餐。他们都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人，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有功之臣。在短短40分钟的早餐会上宾主交谈甚欢，对过去20年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以及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取得共识。早餐会上江总书记向福田赳夫赠送画家袁熙坤创作的‘王者风范’一幅；向铃木善幸赠送刘力上的‘竹、鸟’一幅；向中曾根康弘赠送崔子范的‘牡丹’一幅；向竹下登赠送王成喜的‘梅花’一幅；向宇野宗佑赠送聂鸥的‘少女’一幅；向海部俊树赠送李延声的‘双鹿’一幅。当他们逐一接过名作打开欣赏时，都十分赞赏。”吴德广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而中日关系正常化最关键的人物---田中角荣因身体不适，未能来到早餐会现场。这位1972年代表日本政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协议上亲笔签名的前首相缺席，此次国礼赠送就不完整。于是鲁培新陪同江泽民、温家宝等，一共四五个人登门拜访田中家。江泽民亲手将国画送给了田中角荣。田中激动得老泪横流，他坐在轮椅上，嘴由于中风不能说话，用写字辅助，他女儿在一旁协助翻译了他的意思：这张画让我想起了20年前中日关系签了这样一个协议，回想起这样的情景今天还十分激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我会教育日本人民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送国礼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几乎每个国家送国礼首先都要考虑这件礼品是否具有本民族特色。比如非洲国家的象牙、木雕；像泰国等佛教国家，常常采用一些以佛教为题材的礼品；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捷克的玻璃制造业非常发达，就会拿玻璃制品当国礼送；大洋洲国家送出鲸鱼的牙齿、野猪的牙齿，等等，在他们国家的某些部落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澳大利亚常以袋鼠为题材制作国礼，也具有民族特色。”吴德广说，“雕漆、景泰蓝、木雕、丝织、刺绣、湘绣等，经常作为我国的国礼。”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国送他的国礼是一幅刺绣作品《奥巴马总统合家欢》，工艺出自著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秀”。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用十多分钟时间如数家珍般地向奥巴马介绍作品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特色。奥巴马一家的绣像栩栩如生，工艺巧夺天工，这种特制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礼品很受欢迎。奥巴马总统对此惊叹不已，非常感动。

鲁培新任职礼宾司代司长期间，1991年曾陪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去泰国访问。所赠送的国礼就是当时新出版的700多卷佛教《大藏经》。在欢迎宴会开始前，《大藏经》亮相，随访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给泰国国王耐心解读，国王十分高兴，第二天这条新闻就上了泰国报纸的头条。

中国赠送给非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国礼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多以家电、数码产品等实用性较强的物品居多。

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喀麦隆、南非四国，曾经以背投彩电、DVD等作为国礼。在此之前，国产彩电、视听产品等产品也多次被作为国礼，馈赠给外国元首，如江泽民出访蒙古、老挝、越南、文莱等国，李鹏出访加蓬、毛里求斯等国，所赠外国元首的国礼均为长虹彩电等家电精品。

老布什骑上李鹏送的自行车

送国礼一定要讲究受礼对象的特点。在吴德广任职期间，向美国总统布什赠送飞鸽牌自行车让他十分难忘。

1989年老布什总统访华，李鹏总理夫妇向老布什总统夫妇赠送了飞鸽牌男女自行车各一辆。当时老布什总统在国宾馆18号楼楼前看到李鹏总理赠送的飞鸽牌自行车，高兴极了。立刻骑上自行车从18号楼门口沿着大道飞驰，中美两国的贴身警卫人员跑步在后面急追。回到18号楼前，老布什哈哈大笑，欢乐洋溢。

中国赠送的自行车引起老布什总统夫妇一段美好的回忆。当年他在中国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时候，很喜欢周末与夫人骑着自行车转转北京胡同，甚至一直骑到颐和园，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骑自行车外交行动” 使老布什在美国名传各地，获得一个美称：“像中国老百姓一样骑自行车的乔治·布什”。1989年1月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一个多月后即来中国访问。

“自行车对于老布什来讲，是他外交生涯的一个见证，中国选择赠送他自行车，这个国礼虽不昂贵，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吴德广说。

见证重要历史时刻

还有一些国礼赠送的时期正赶上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于是这些重要时刻便定格在了某件特殊的国礼身上。

1972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是一件举世瞩目大事。尼克松本人也亲自过问国礼。访华时他向毛泽东赠送了瓷塑天鹅，瓷塑天鹅由美国著名的波姆陶瓷艺术公司制作的，作者为波姆大师。

当年2月21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夫妇访华举行欢迎宴会，宴会前专门举行了一个国礼互赠仪式，尼克松总统向周总理介绍了为什么要赠送瓷塑天鹅：

“大天鹅不仅是美国人民喜爱的珍贵动物，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珍贵动物，它象征着纯洁、友谊、和平，这次天鹅飞到中南海来，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合作。”

“那真是无价之宝，因为只有两件，一件留在美国，一件赠送中国。周恩来总理当时代表毛泽东主席接受这份国礼。中方赠送了一只白玉提红釉大瓶，还有苏州生产的双面绣。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并同周恩来总理会谈，送给周总理一个水晶玻璃塔。”吴德广回忆说。

一只小小烟盒和一个银盘，还曾见证香港问题的解决。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赠送给邓小平一只银烟盒。吴德广时任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他感到英方送的国礼很有意义。撒切尔夫人知道邓小平有吸烟的习惯，而送银烟盒也反映了英国人送礼的传统。

撒切尔夫人生活中惯用银器，她赠送给邓小平的银烟盒雕刻精致，四周嵌有米字纹，中间微微隆起，无雕饰，造型简洁，而且比一般的烟盒长---这个银烟盒是特制的，邓小平很爱抽烟，他的烟过滤嘴比通常的香烟长一些，所以银烟盒特意加长了。事实上邓小平没有使用过这个烟盒，他像我们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国礼都上交了。收藏展示这个银烟盒的意义更大。

1984年，撒切尔夫人再次访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宴会之前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个银盘子，在这件银盘上，依盘沿弧度按顺时针方向刻有花体英文，中译文为：“在这为签署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专程访问北京的重大时刻，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赠送给邓小平主任”(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自撒切尔夫人1982年9月访华，时隔两年多，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烟盒和银盘见证了为香港问题的解决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